五四一代決定降生的時候，現代思想觀念從西方進入中國，已經有了二十年或更長的歷史了。

　　在推介西方思想方面，翻譯家嚴復等人功不可沒。那時，像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也譯《國富論》）、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的《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甄克思（Edward Jenks, 1861–1939）的《社會通論》（A History of Politics）、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的《互助論》（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等經典名著陸續出版；《新青年》等雜誌也不斷發表有關政治、哲學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譯作。五四時，各種主義流行，如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實驗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一時眾聲喧嘩。五四一代是從國族危機中崛起的一代，他們普遍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不但翻譯家有針對性地選擇文本，而不止於純學理的輸入，而且，眾多接受者也都由於西方觀念的引導，勇於進行各自的思想實踐和社會實踐。

　　對於一個時代來說，社會觀念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改變。然而，傳統觀念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外來的革新觀念必然引起舊制度衛道者的不安、恐懼、憤怒、抵制與攻擊。「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於是，論戰發生了。最先論戰表現為父與子兩代人的衝突，接著，「兄弟鬩於牆」，衝突在新文化營壘內部次第展開。

　　在五四前後從未間斷的論爭中，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爭為時最早，規模最大，時間最長。這場始於1915年《新青年》與《東方雜誌》之間的爭論，可以說，它是清朝末年中學西學之爭在新形勢下的一種延續和激化。爭論大體集中在東西方文明的優劣比較上面。杜亞泉（傖父）把中西社會歸納為「靜的社會」與「動的社會」，主張「以靜為基礎」，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國是」、「國基」，說是「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陳獨秀率先批駁這種「復辟」論調，並從此順勢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

　　章士釗認為不能以新文明代替舊文明，只能在「保舊」的前提下，「逐漸改善，新舊相銜」。這種文化「調和」論，實際上是對新文明的變相的阻拒。於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等多種報刊群起而攻之，一致認為西方文明是「世界的」、「科學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